荆棘催生花环，英雄并生叛徒，造就英雄的年代，有矢志不渝的忠诚，就有寡廉鲜耻的叛卖。人的一生何其短暂，“盖棺定论”是生命的终点，不是历史的完结，或讴歌，或唾弃，人若问心无愧，自有人评定功过是非。值此全国悼念喀喇昆仑戍边英雄之际，谨以此篇，致敬那些“播种，却不参加收获”的民主脊梁。

红军的坚韧意志和长征的波澜壮阔，固然让人荡气回肠，但这长征过程中的平淡事迹往往更令人动容，关于信仰，关于革命情谊，有很多瞬间，往往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朴素，令人心中一震，鼻头一酸。枪林弹雨的年代，大概率直面生死，有些人带着信仰舍生取义，有些人为了信仰忍辱负重，心中有“主义”，且不管阵营，都应得到敬重。更令人感动的，莫过于出生入死间建立起来的深情厚谊，经过战火洗礼、岁月沉淀，那些辉映着人性光彩的高光与平庸、激昂与悲鸣，穿越一个世纪，早已褪去颜色，以最本真的姿态透出平和的温情。 

“抬出毛儿盖、扶上八宝山”——周恩来与杨立三的革命情谊

红军过的草地，并非触不可及，就在川西北若尔盖、松潘地区。时至今日，若尔盖仍以“中国最美高寒湿地草原”之称吸引着无数游客参观游览，足见其自然条件原始。还没过草地，周恩来就因为肝脓肿躺在了病床上，缺医少药的环境下过草地，只有抽调战士组成担架队抬出去。陈赓站出来任担架队队长，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亲自来抬担架，任谁也劝不住。长期缺吃少穿，冻饿交加，抬担架的人并不比睡担架的强多少，而杨立三等人硬是迈过了泥沼，抗住风雪，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。

过草地的恩情，周恩来终生难忘。

1954年杨立三病逝，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抬棺送葬，一如当年杨立三坚持抬担架，任谁也劝不住。当初，杨立三将周抬出草地，如今，周恩来将杨送至八宝山。我看过那张老照片，中间是遗像，两旁是周恩来、贺龙、陈毅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彭真等人分立左右，素服白花，送杨立三最后一程。两人肝胆与共地过草地时，谁也不会想到20年后就会以另一种方式送别，再过20年，又会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。岁月流转，时光老去，那批同生共死的战友终将一一离开，肝胆与共的故事一半埋进黄土，剩下的人，除了送上一程，唯有无声缅怀。这种情谊，止于生死，又超越了生死，感人肺腑，历久弥新。 

“风雨忆龙骧、壮怀空马革”——国民党将领周浑元的高规格礼遇

毛泽东曾自述自己打过四次败仗，其中鲁班场战役的影响尤其深远：毛泽东差点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，遵义会议成果几乎成为泡影，造成这影响的正是周浑元。1935年，三渡赤水前的红军重创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，红军一改避走方针，“寻歼”周浑元。而长期与红军交手、各有胜负的周浑元，在鲁班场以逸待劳，一举击溃红军，以红军主力败退茅台、开始三渡赤水而终。保定军校出身、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周浑元，并非蒋介石嫡系出身，而后成为蒋的嫡系将领，一度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，不得不说，跟其卖力围剿红军有很大关系。

“风雨忆龙骧，楼船未下收吴地；壮怀空马革，金剑长枕惜楚材”。这是1938年周浑元病逝后，蒋介石亲自撰写的挽联，并追赠陆军上将军衔。且不说蒋介石亲题墓碑、追赠军衔，单是这挽联，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和礼遇了。“龙骧”将军的称呼，最早是三国时代的关兴，乃股肱之将。“楼船”（战船）未下收“吴地”，应指周浑元北伐的军功。“楚材”的寓意更是妙绝，一是周浑元出生地为江西金溪县，古为楚地；二是“楚材晋用”，古指人才流失，此处用于痛失人才，正是恰如其分。应该说，征战沙场的将领身后能够得到如此评价，尤其是蒋介石的高度肯定，是难能可贵的。尽管政治立场不同，相较于骑墙派，这批人有主义、有能力、有血性，敢为信仰出生入死，理应值得敬重。周浑元弥留之际还留下遗嘱“当此民族存亡最后关头，不能追随委座，报效党国…”云云，令人唏嘘。其实，戴季陶、陈布雷、周浑元之流，至少是知行合一的，在理论上寻求逻辑自洽，甚至出版理论著作，在行动上证明蒋部嫡系，有的在信仰崩塌后自戕，有的临终遗言不忘党国，无论是基于“主义”还是“情谊”，也算对得起蒋介石的知遇之恩。

“三驾马车、分道扬镳”—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迥异人生

1935年6月，四川懋功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。彼时，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“三驾马车”。短暂会师后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就“南下还是北上”产生分歧。红四方面军人强马壮，多达8万人，中央红军则历经波折不足1万人，张国焘凭此“另立中央”，对此，“三驾马车”正是三种态度，人生轨迹就此迥异。有意思的是，三种态度与人生结局，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联系。

徐向前坚定追随中央

徐最早反对红四方面军“南下”，而后公开反对卓木碉会议“另立中央”，在许世友请示“中央红军走了，还对我们警戒，打不打”，坚持红军不打红军，最后与朱德、刘伯承等促成了三大主力会师。后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，人生结局是三人中最圆满的。

陈昌浩是摇摆后靠拢

张国焘取消“第二中央”，一是迫于共产国际压力；二是南下四川的军事行动失利；三是贺龙、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，天平已倾斜。而陈昌浩的转折点出现在四川战斗失利后，转而支持北上陕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陈昌浩直接参加了红军第一次空战，以1995年授衔元帅级别的方面军政委监战、投弹，尽管犯过路线错误，但不得不承认，陈的立场坚定，在苏联治病期间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，还获得卫国战争勋章。人生也颇坎坷，建国后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，死于文革。1980年，党中央追悼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”。

张国焘全面走向对立

不可否认，张国焘是绝对的实力派，两河口会师，是唯一让毛泽东率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雨中走出三里地迎接的人；南下四川，也是无限接近成功，一路凯歌的红四方面军若百丈战役顺利，“另立中央”势成定局，历史也或将改写。党内分歧和军事失利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，如王明、博古、李立三，张国焘最让人不屑和齿冷的是——投向国民党，这对于最看重气节和忠诚的共产党人来说，是叛变，是信仰不坚，是永不能洗白的污点。以张国焘的党内资历和威望，这个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，在三大主力会师以前，恐只有周恩来可与其比肩；以张国焘的能力和手腕，若从始至终混迹于国民党，也是党内大员或一方诸侯。坏就坏在中途变节，在共产党内没有陈独秀的风骨，半路出家的中将也不受国民党待见，晚年贫病交加，流亡台湾、香港，客死加拿大。就张而言，晚年信了基督，也证明确非“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”，此前的言行，让人质疑其所谓的信仰和理论。也许会感慨他一手天牌打得稀烂，然而人生就是这样，一辈子会面临很多路口，这边柳暗花明，那边绿树成荫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条道路，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作出选择，从此山重水复只有一往无前，沉舟侧畔，千帆过尽，那是自我抉择的结局和宿命。 

“不认错、不叛党”——肃反能人戴季英的复杂与矛盾

1935年10月，长途跋涉一年有余的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，在此之前，刘志丹、徐海东开辟了陕北根据地，眼看会师在望、胜利在前，一场肃反却几乎葬送了全部希望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戴季英。时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的戴季英，曾有一次性杀掉48名军政干部的“肃反战绩”，在其刑讯逼供下，软禁了刘志丹、高岗等13人不乏陕北根据地创始人的“反派”，逮捕了一批营团级军政干部，更是枪毙了不少人，闹得十五军团（红二十五军、陕北二十六军组成）人人自危，若非中央红军及时赶到，这唯一可落脚的根据地也存亡未知了。

时至今日，以历史的眼光看戴季英肃反，当然有党组织不健全、权力架构冲突的历史原因，也有党内政治斗争的个人原因，更有敌我形势严峻、人人高度警惕的外部原因，“左倾”的路线错误应当由党来反省和纠正，而不应简单地归结于具体实施的个人。就肃反而言，戴季英过错很大，刑讯逼供，独断好杀，在敌人炮火中艰难留存的同志，轻易地死在了同志手中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影响，1960年戴季英被认定对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但从性质上看，戴确非叛变，其主观上仍保持着对政治保卫工作的忠诚，他有党性、有原则，直到1984年被平反之前，这个32年被开除党籍、一撸到底的人，在毛泽东说过“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干部”“永不启用”的环境下（写信要官被开除党籍），坚定跟着党，蛋打不飞、棒打不走，谈话讲话依旧要“毛主席语录挂帅”，一路坚强活到1997年病逝。中国革命的长期性、艰巨性，充分体现在这样同样复杂矛盾的党员个体身上，而怎样识别、区分，怎样使用、对待这样的党员和干部，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这个组织、这个政党的成长成熟，有幸的人，他活到了那一天。